仲呈祥 冯巍︱艺苑问道：切忌急功近利，尤须着意高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访谈录
从哲学的层面上审视建立新学科的价值
冯巍：艺术学从国务院学科目录的原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升为新的门类之后，关于如何发展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问题，一直有各种声音。2018年，您提出了关于丰富和完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建设的一个设想，即把原来放在设计学下面的特设方向“艺术与科技”，按照其已经大大扩展到电影、美术、音乐等学科的实际情况，转而调整到艺术学理论下面。同时，您建议从哲学的高度，可以考虑更换为“艺术与科学”这个名称。进入2019年，艺术学升门类已经8年了，希望您再深入地谈一谈这个设想的最新进展。
仲呈祥：2011年3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正式升格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十几年来， 由张道一、于润洋、靳尚谊等前辈发起的努力一旦化为现实，人们对于艺术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热情更加高涨，各高校、科研院所都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如今已经是艺术学学科发展第一个十年的最后阶段，是做继续迅猛冲刺，还是做好基础的夯实工作，这一选择至关重要。我觉得，对此应该做阶段性的反思和总结了，尤其是顶层设计要科学回应实际的学科发展状况。
当前，在艺术学学科门类之下的各个一级学科的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中，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艺术与技术的紧密关联在各个艺术领域中的影响更加凸显。技术和艺术的偏于一隅的“暗恋时代”已经结束了，如今开始手牵手地在艺术学的全学科领域大步向前。相关的学科建设需要紧紧跟上。“艺术与科技”早已突破“设计学”一级学科疆界，扩展到美术、音乐、戏剧戏曲、电影、电视艺术等其他学科领域，学科设置做出相应调整的讨论已经迫在眉睫，将它移至“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是否更科学也更有利于艺术学学科的整体建设？
“艺术与科技”这个学科应该如何定位？它在学科设置体系中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它的学科名称是否应该做出调整？是如一些学者所倡导的命名为“艺术技术学”“技术艺术学”“艺术科技学”，还是干脆更宏观一些命名为“艺术与科学”？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行严谨的论证。必须强调的是，“科学”与“科技”一字之差，学科格局迥然不同，也更能够发挥综合型大学艺术学科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底蕴丰厚的优势，更能够集聚社会上相关的各方力量推动艺术学学科的整体进展。从清华大学2001年成立“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到中央美术学院2017年设立“艺术与科技中心”，以及这十几年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图书、召开的论坛、开展的实践，尤其在2017年出现的“艺术与科学”相关事件喷薄而出的势头，无论如何，这一新的学科定位的开启，势在必行。如果说，在艺术学学科独立之前，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更多地还是一个宏观的哲学问题，那么，现在，就已经成为艺术学学科自身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未来发展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的课题了。更何况，从人类思维学上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造就智商情商均高、左右脑发达的复合型人才。一般说来，艺术主右脑，管情商，即形象思维；科学主左脑，管抽象思维；而只有左右脑发达，学好艺术，才能敢于假想、擅长形象思维，攻克未知领域，从而使左脑的智商即抽象逻辑思维发挥到理想的极致，爆发出创新性的能力，因此，定为“艺术与科学”，似更为确当。当然，在构思学科建设时，立意一定要高，视野一定要更加开阔，要从哲学的层面上来审视建立新学科的价值。在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平行四边形里面，一种是走边，一种是走对角线。传统学科是走边，历史积淀深厚，可以循序渐进，持续发力；交叉学科是走对角线，也是一种合理路径，有一定的探险成分，需要先进行充分论证，论证好了，可能一下子就发展上去了。
冯巍：艺术学学科“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进展如何？
仲呈祥：“双一流”建设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一脉相承的高校发展战略。应当说，这不仅继续调动了原“211”和“985”大学的积极性，而且也为更多具有某些一级学科办学优势的大学创建“一流学科”开辟了用武之地，大大调动了这些大学的积极性。这项战略任务功在千秋，需要长期积累，不应急功近利，不能要求立竿见影。
冯巍：除了艺术学学科门类的总体建设工作，您还长期从事电影、电视剧、戏曲等艺术批评工作，而且卓有建树。那么，在您看来，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而言，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三足鼎立的核心课程设计，合理性如何？发展和丰富的空间在哪里？
仲呈祥：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三足鼎立，是一个基本的、传统的课程分类思维的结果。这显然受到了中文学科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设置的直接影响，这从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好，但确实需要考虑艺术学学科自身的特点，不能简单挪用。
艺术学学科的发展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总体考虑，也要注意充分发挥各高校学科点的办学特色，坚持从各地区、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即办学历史传统、学术积淀、资源优势出发。综合性大学与专业院校的不同，单一学科的专业院校与全门类的专业院校的不同，一线城市尤其是文化中心型城市的艺术类相关院校与三四线城市乃至偏远城市的艺术类相关院校的不同，等等，都需要仔细审视其影响艺术学科发展的具体因素。至于具体院校之间历史沿袭下来的差异性，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在“艺术史”的内涵理解上，究竟有没有统管艺术各门类的“艺术史”？有一种看法是：只有具体的美术史、音乐史、戏剧史、电影史、戏曲史、电视艺术史……不存在什么抽象概括出的“艺术史”。这实际上也是哲学上讲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如果否定了存在“艺术史”，那么，具体的“美术史”等也不能存在，因为只有更具体的“油画史”“国画史”“版画史”“雕塑史”……哪来共同概括出的“美术史”呢？当然，也不能把“艺术史”完全就讲成了“美术史”。这是“一般”与“个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里去认真探究，而不能否定“艺术史”的存在。解决好这一争议的焦点问题，十分重要。
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艺术鉴赏密不可分
冯巍：您怎么看待艺术批评的社会价值？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批评，应该是怎样的？无论是从传统的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与艺术批评的关系的角度，还是从科技发展造就的融媒体的角度，最近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还是很多的。
仲呈祥：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艺术鉴赏密不可分。通过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批评，繁荣艺术创作，引领艺术鉴赏，培养时代新人，铸就他们健全的人格与职业操守、高远的人文境界与人文情怀、全面的科学素养，以及历史的眼光、全球的视野、创新的精神，是艺术批评理应追求的社会价值。北京大学年逾九旬的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博古通今、中西合璧地深刻指出：美学最终应指向“万物一体”“高远的人生境界”和“神圣性”。其实，艺术的宗旨亦然。艺术最终不应造就低俗、庸俗、媚俗的受众群体，而应培养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境界高远、懂得审美的人。
艺术批评家必须紧密联系创作实践，激浊扬清，为优秀作品鼓与呼，同时严格区别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批评的崭新局面。与艺术家一样，艺术批评家也必须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升自身的审美修养，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媚俗、庸俗，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勤奋耕耘，视野宽广，目光敏锐，努力推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优秀作品。这是写出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批评的必由之路。
首先，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批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从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的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才是我们理应依据的科学标准。那种流行了30年的把接受美学范畴的“观赏性”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混在一个范畴里下判断的“三性统一”的不科学的标准，实践证明弊多利少，容易导致“观赏性”至上的唯收视、唯票房、唯码洋、唯点击率的唯经济效益错误倾向，容易导致以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冲淡乃至取消艺术本应给人带来的思想启示力和精神美感的错误鉴赏倾向，理应废止。
艺术创作和批评都还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彰显中华美学风范。具有较高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优秀艺术作品，能够对培养时代新人发挥正向作用；而精神贫乏、文化稀缺、品位低下的艺术作品，必然败坏民族素质。如果艺术批评能够为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打造出高质量、高品位的文化氛围，让黄钟雷鸣、瓦釜沉寂，那很多事情就会好起来了。
人类的物质生产，可以“顾客是上帝”；人类的精神生产，需要的是引领，不可以一味强调“观众是上帝”。须知，一味强调迎合，势必强化受众鉴赏心理里落后的、消极的东西；而被强化了的这种落后的、消极的东西，又势必反过来刺激那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创作者的创作格调和品位更低下的作品；于是，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恶性循环怪圈。艺术批评一定要担当时代大任，引导创作与鉴赏，防止陷入这种怪圈，这既是学术的尊严，更是一种政治责任。一个民族要保持文化自觉、自信和清醒，就要坚持引领。归根结底，艺术是追求真善美的。艺术批评应该坚持美育，倡导用“美”来涵容真善、统摄真善，不能停留在“皮相现实主义”的肤浅层面。历史虚无主义更是要不得。我曾写过几篇文章，反对艺术批评里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
当然，艺术批评既不能居高临下、大话套话式的指责满天飞，更不应该取悦低俗、津津乐道于局部或细节的精彩，而是要入情入理地展开总体的美学的历史的分析。不仅要在捡起芝麻的同时不要丢了西瓜，既有哲学意识又有细节品位；而且要在珍惜美玉的同时不忘点明瑕疵，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敢于直言，秉笔直书。对于所有的艺术工作者而言，批评文风鄙俗背后的价值衰微，是迫切需要我们反思和解决的问题。艺术创作要有文化自觉，艺术批评也要有文化自觉；创作需要引导，批评也需要引导。现在丢了辩证法、丢了辩证思维的某些做法，反映在各个方面。艺术批评不能一味适应、顺应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淡化了引导；不能强调了贴近生活、贴近创作、贴近鉴赏的“入乎其内”，却淡化了“出乎其外”、站得高看得远；面对艺术市场，不能强调了市场的积极作用，忽视了市场的消极作用。导向错了，阵地就会丢了。总之，关键在于从哲学思维层面，要以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取代长期影响和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不左就右、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仲呈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做出的独特贡献中，戏曲确实独领风骚。我童年就与戏曲结缘，痴迷于看戏、背剧本。如今将多年观戏的一知半解结集成册，也算是表达了自己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戏曲的一点致敬之意。
中国的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以极富民族特色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对于人类文化的独特创造。那一出出戏里蕴含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伦理道德和家国情怀，体现着中华美学精神。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合理念，到把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和谐统一起来的既“入世”又“出世”的重民本、入人心、接地气的人间情怀，再到重写意、创意象、造意境的诗意追求，以及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忠孝节义、礼智仁义信等文化基因，都蕴含在丰富多彩的中国戏曲艺术之中。代代相传的300余种中国戏曲的经典剧目，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通过覆盖面甚广、扎根于民间的戏曲艺术这一重要渠道而历经沧桑、弥久不衰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这种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真正转化为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能源和思想动力，还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说来，一是要扬弃继承，辩证取舍；二是要以古鉴今，资政育人；三要立足当今，传承创新。在高校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不仅体现了我们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也是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能够绵延不断，让时代新人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坚守者、善于传承者、勇于创新者的根本举措。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文化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它深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厚到每个民族群体精神品格的整体建构，直接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中的精神定力和竞争耐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而重视戏曲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些基地如能稳步推进各种具体品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坚持下去必将铸就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名牌”。目前第一批设立了55个还有点少，应该更进一步在全国高校进行合理布局。像“古琴”，只有南京的东南大学一家，那是梅庵琴派的发源地，北京还没有，但其实北京在这个领域的社会积淀已经很深厚了。我注意到，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设了古琴的本科专业方向。这个做法非常好，有长远的眼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历久弥新。我们必须既要遵循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正向地丰富、深化、发展，努力实现“两向”“两创”；同时又要坚决反对借创新旗号而实质上逆向地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搞什么非思想化、非价值化、非历史化、非中国化、非主流化那一套。这种数典忘祖、盲目西化的艺术倾向绝对是没有文化自信的，因而也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真正拥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作品，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流光溢彩。当然，中华文化不赞成唯我独尊、唯我独美、多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是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平等交流，以求天下大同。每一种文化都是有体系的，整合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智慧就取决于对整合的态度。要善于把自己民族中好的东西和他人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美美与共，创新发展。
冯巍：您的新书《门外谈戏》收录于“中国艺术学文库”，2013年以来，您一直在担任这个文库的总主编，目前该系列图书已经出版了100余种，涉及艺术学门类的众多学科。既涵盖了传统学科，如设置了“艺术学理论文丛”，也涉及一些新兴学科，如设置了“数字媒体艺术文丛”。您怎么看待这个系列图书的价值？学术出版应该如何为艺术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服务？
仲呈祥：我当年对戏曲的热爱，也与一套丛书有关。在看周日午场的戏之前，我总是提早钻进戏院旁的那家新华书店，站在敞放着一排“中国京剧剧目丛书”的书架前，一本一本熟读以至背诵《追韩信》《失空斩》《辕门斩子》等自己看过的、喜欢的京剧的剧本。这说明书籍文化的重要作用。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有计划地出版好艺术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书籍，并日积月累，形成规模，至关重要。
2011年艺术学的升门类，为艺术学的学术出版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尽管今天人们接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多元化了，纸质书仍然拥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不可取代的地位。由于艺术学的发展起步较晚，导致我国艺术学领域的学术图书出版较为零散，没有体系性和规模性，严重制约了艺术学的发展。“中国艺术学文库”的出版，不仅及时而且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艺术学各个学科的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在引导艺术学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层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这个文库已经成为国内艺术学界公认的权威学术出版平台，2017年还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向国际出版界进行了展示。中国文联出版社在这件事情上，功莫大焉。
冯巍：国家艺术基金对于艺术创作、艺术人才培养的支持方向，最近两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戏曲发展的支持力度显著提升。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仲呈祥：对于艺术来说，“教育”不是说教，不是公式化、概念化地教化，而是通过艺术化的方式来养眼、悦耳、怡情、养心，达到锻造一种非功利的心忧天下、融小我于大化的审美人格的崇高心境之目的。这对于匡正时下那股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的思潮、那种对技术至上的盲目崇拜乃至人性片面发展的倾向，以及伴随着人的主体意识高涨失度而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对国家责任时代担当的消解和漠视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国家艺术基金最近两年在立项上的变化，正是很好地回应了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
再精深的思想意蕴和再厚重的历史内涵，都必须通过精湛的艺术表现才能传达出来，都必须通过透彻的艺术理解才能传承下去。支持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作品，支持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人才，支持鉴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氛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拥有真正的独立自主的重要基础，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
“以文化人，以艺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这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理应遵循的正道。艺苑向道，切忌急功近利，尤须着意高远。艺术需要加大投入，因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办不成事，尤其是办不成旨在提升国民精神素质的艺术大事的；但也决不能误以为金钱就一定能买来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成果。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曾精辟地指出：“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分来说，如艺术、诗歌，相敌对。”我们务必深刻认识：资本生产即市场运作的最后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人类艺术生产即审美创造的最佳境界是追求“超功利”，两者是矛盾冲突的！惟其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矛盾冲突时，要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让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国家艺术基金为我们加强艺术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还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学习、领悟、践行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关于文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走一条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学学科建设道路，才能真正不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时代，不负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来源：艺术教育杂志
